中国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现实启示 (节选)
重新审视战时中国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变迁,给今人留下的现实启示是什么呢?
启示之一,远离战争、珍惜和平。抗日战争暨日本侵华战争,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战争。在这场战争中,日本恃强凌弱、突破人类底线,大量使用现代杀人武器和残忍的“烧、杀、抢、掠”政策,几乎给东南区域人民造成覆顶之灾:7.61% 的人口死亡率,数十万栋房屋被烧,数不清的性暴力和其他财产损失,300 多万人口出征,1300 多万难民流离失所。财物被无意义消耗,生命被视如草芥,人的尊严完全被漠视。以上事实,无不展示着战争的残酷, 无不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,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。远离战争、珍惜和平,是世界各国应该秉持的基本理念。对于“和平崛起”的中国而言,更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“维和”的积极作用。
启示之二,社会稳定是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和必要条件之一。以东南区域的交通现代化为例。全面抗战前,东南区域的现代交通建设突飞猛进,不仅区域内铁路、公路联成网络,而且与全国铁路、公路联结成网。战乱中,公路通车里程由 1937 年的 32598 公里缩短为 1944 年的 8074.5 公里,已通车铁路如苏嘉铁路、沪杭甬铁路、浙赣铁路、南浔铁路、粤汉铁路等几乎被全部拆毁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建设和规划中的铁路全部中止。前者如南京经皖南、 景德镇至贵溪的京赣铁路,1936 年皖赣分别动工,1937 年底皖段宣城至歙县160 公里完成铺轨、赣段贵溪至景德镇 50 余公里完成铺轨,旋即因军队撤退而被拆毁。后者如广州经梅县至汕头铁路,1937 年 7 月 20 日中英签订合约,由中国向英国借款修筑广州至梅州 330 公里铁路,同时修筑畲坑至潮安 120 公里支线铁路,与潮汕铁路连接,全部工程预定两年完成。可以设想,如果不是这场战争,这两条铁路几年之内即可贯通。然而令人感叹的是,原京赣铁路即后来的皖赣铁路直到 1982 年才建成通车;而广梅汕铁路 1991 年动工修建,1995 年才全线贯通。日本侵华战争,不仅几乎中断了东南区域的交通现代化进程,而且是将其延迟了半个世纪左右的“罪魁祸首”。所以,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,经济现代化不仅难以推进,甚至可能延迟乃至倒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真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。
启示之三,战争环境下的经济现代化轨迹和现象是畸形的、短暂的、非常态的,对其的评价不可高估,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还是要走常规、常态之路。众所周知,全面抗战初中期的东南区域腹地,和抗战大后方一样,与战前相比,似乎工业持续发展了,手工业(工业合作)起死回生了,汽车运输、旅栈、饮食、教育、金融等服务产业更发达了,城市和市镇更欣欣向荣了。然而,战争结束以后,随着机构和人员的回迁与复员,腹地的一切几乎都恢复了战前原貌。作为沦陷区的沿海地区,却恰恰相反,全面抗战前经济繁荣,战时萧条,战后渐渐复苏。这说明,腹地经济的短暂繁荣是以沿海沦陷区的萧条为代价的,从整体上看,战时东南各省经济现代化呈现明显的倒退状态。并且,无论是腹地经济的繁荣与勃兴,还是沿海沦陷区经济的萧条与倒退,都是畸形的、短暂的、非常态的,是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下的现象。战时的这种改变,对于改善近代以来的沿海—内地(腹地)不平衡的工业发展格局,启动内地(腹地)的工业化进程,并促进其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,但是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度的。毕竟,近代以来的沿海—内地(腹地)不平衡工业发展格局,是长期以来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,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趋势。无论近代还是当代,在市场经济体制下,这种不平衡的梯度发展格局仍将长期存在,这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常规、常态之路。
启示之四,团结就是力量,建立共赢机制才能创造政治和谐。抗日战争,是弱国对强国的抗战,是中日之间的军事生死决战,更是中日两国国力的综合比拼。中国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一盘散沙、不同政治势力或集团继续角力,那么结局是可想而知的。所幸抗日战争中,国共两党摒弃前嫌,从民族大义出发,从各自的生存权利和利益出发,相互谅解、相互尊重,走向联合,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在此基础上,动员各党派、各阶层、各民族、各地区的力量,团结一致,铸就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钢铁长城,迎来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民族抗战的胜利,是国共合作、军民协作、政府与社会等协作的结果。对于政党来说,这种团结与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,就是尊重各自的政治权利和其他各种利益,建立“共赢”而非“独占”机制。这种机制,可以在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间建立,如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建交;也可以在同一个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建立,如民主革命时期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。只有这样,才能构建起政治和谐的局面。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,正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方的存在,统筹兼顾各方利益,才能减少阻力,顺利推进下一步的改革。